24岁的唐君（音）是中国新一代精英的代表。小唐来自江苏无锡的工人家庭，苦读数年考上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毕业后在首都中央商务区某美国蓝筹科技公司找到一份工作。

为一家国际著名企业工作给她带来了地位和金钱。她说：“如果你在一家外国公司工作，别人就觉得你一定很聪明，很有知识。他们羡慕你，因为觉得你挣大钱。我希望两年内拿到1万元以上的月薪，最差也要有七八千。”

到26岁的时候，小唐期望自己的收入能达到她父母收入总和的两倍，也就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7倍。

从机关单位到外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精英阶层都在中共行政机关谋职。但是如今，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却把跨国公司当做首选。

1989年只有47万大陆人受雇于外国公司，现在这个数字迅速上升至1000万。小唐说，除了金钱和地位以外，个人发展也是选择外国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唐说：“在外企工作的经历会对个人因素产生影响，包括交往的朋友、生活方式以及思考方式。这也有助我打开眼界；现在我思考问题更有国际眼光了。”

大学这张“入场券”不好用了

实现白领梦的必由之路就是上大学。现在大学生与其说把上大学本身看做一种经历，还不如说把它看成为了达到经济目的的一种手段。上大学最重要的原因是为找到一份好工作。按照小唐的说法，能挣大钱的工作就是“好”工作。

以前，考入顶尖学府就等于获得了一张得到好工作的入场券。但自1999年实行高校扩招以来，入学人数从160万攀升至400多万，明显加剧了毕业生就业的竞争。大学文凭不再能确保找到一份最佳的工作。而且，毕业生失业现象日趋严重：据社科院统计，去年有超过74万大学毕业生没找到工作。

外企工作的代价

由于计划经济下的铁饭碗（包括终身工作、住房和社会保障）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被打破，竞争已成为大陆人生活的客观事实。因此，小唐说，尽管在外国公司好处明显，但这种压力重重的工作环境却很难忍受。她抱怨说：“他们把我们当牲口一样用，逼迫我们加快工作速度，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香港《南华早报》）

（晓健／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