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马东瑾

他们吃香的喝辣的，他们开好车住豪宅，他们欠债百万若等闲———老子（老娘）压根没打算还您钱。

今天起，我们逐日给大家介绍几个“老赖”，让大家看看他们的幸福生活。

看了本报记者用鲜血换回来的这组暗访，读者也许会问，法院都干嘛去了。广州市中院研究室主任邬耀广说，就广州而言，执行不下去的案子总量近年确实一直在增加，但执结率在提高。也就是说执行情况有好转，只是速度还不够快。

“执行难”不是广州的地方性问题，而是全国概莫能外的普遍问题，并且是一个法律上存在刚性缺陷、需要社会各方面系统解决的大问题。可以断言，这种现象短时期内看不到根治的希望———诸如一些地方推出的“限制老赖高消费”的禁令也都只是漏洞百出的权宜之计。

我们想冒着说教的风险，谈谈这些个案所折射出来的道德层面的东西，不讨论法律，只让事情回到它的本初意义。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数据显示，1986年以前，全国范围内，当事人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的自觉履行率为70%，之后逐年下降，到了1996年，10年间债权人的申请执行率已上升到70%以上。最近九年估计不会变得更好。

这说明，在制度不完备、有空子可钻的前提下，多数人倾向于不还债———不管有钱没钱。

你可以说，这是人的本能的“趋利避害”天性使然，或曰“理性选择”。甚至，我们可以引申出“没有坏的人，只有坏的制度”这样的大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做人的原则、做人的底线都已抛却的话，那么，请问，我们还是人吗？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诚实、善良、公正，都应该是美德，都应该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

像广州市白云区琴星小学法人代表冼志刚，似乎是不配为人师表的。详情参见内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说，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社会，其最大特征是，它赖以发展的“工具理性”（相对于“价值理性”，指以理性寻找达成任何目的的最有效的工具或手段）有自我推向极致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排斥一切阻挡和压抑其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社会素质。我们也要反省，对吧。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