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国际不确定因素

文/本报记者　徐淑琼

“十一五”规划建议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中国今后的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竞争的激烈必然导致贸易保护的强化，贸易摩擦将越来越多。在贸易交往中，如何做到既遵守国际规则，又灵活运用规则保护自己？为了达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目的，制度上可做怎样的安排？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张宇燕作客“广州讲坛”，记者采访了这位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专家。

图：张宇燕说：“未来5年-10年，中国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是贸易摩擦。”  

当今面临的非常现实的国际挑战

记：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这些有利于我们集中精力加快发展自己，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不少突出问题和严峻挑战。国际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居高不下，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趋于强化。请问，怎样理解温总理的这番讲话？

张：温总理的这段话对目前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描述，也为我们今后各项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经济全球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二是资本流动规模和速度加大加快，特别是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很快；三是技术的跨国传播加速；四是涉及经济领域的国际规则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比如WTO规则和《京都议定书》等。当今经济全球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地区经济一体化走得更快更远，并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两者并行不悖，像我们和东盟“10+1”、“10+3”的合作机制。对中国来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我们要提高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更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提高我们的档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温总理所说的“突出问题和严峻挑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并特别提到了石油价格、国际竞争、贸易保护，把当今我们面临的非常现实的国际挑战点出来了。

油价从1999年的每桶10美元左右到现在的每桶60多美元、突破70美元。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恰恰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加上家庭汽车普及，石油的进口量大幅增长，消费量大增，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越来越高。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油价居高不下，经济运行的成本就要提高。其他进口石油的国家经济也要受到影响，这对整个世界经济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关于石油价格的走势，有些机构说可能攀升至100美元一桶。我个人觉得从长期来看，油价应该在每桶四五十美元左右，目前这个价格有炒作的因素。当然，油价高也不完全是坏事，它会逼着我们在技术上、政策上作出调整，比如建立节约型社会。

国际竞争更加激烈，首先指的是争夺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竞争涉及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竞争：一方面，现在我们的出口量非常大，每年有6000多亿美元的出口。虽说整个世界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张，但我们出口的增长速度比世界市场规模的扩张速度要快。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扩大出口必然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人家也要进到我们的国内市场，同我们在我们的本土进行竞争。国际竞争不仅仅表现为贸易竞争，还包括对技术、资金、信息、人才，甚至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竞争，而且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的日趋激烈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并引发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也会越来越多。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在未来5年-10年，中国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是贸易摩擦。贸易摩擦实际上就是温总理讲话中提到的“贸易保护趋于强化”的具体体现。

贸易摩擦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记：一提到贸易摩擦，大家想到的就是出口企业受到冲击、受到影响。您认为应该怎样看待贸易摩擦？贸易摩擦有没有积极的意义？它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会带来什么影响？

张：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出口是强势。在国际上有个“中国价格”的说法。什么是中国价格？就是说在同等质量条件下最低的价格。“中国价格”成为概念，说明我们的产品很有竞争力，对一些国家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其实，以中国价格出口，国外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是受益的。这么多年，我们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出去后，压低了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而低通货膨胀率使得美联储这几年可以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为美国过去几年的经济中速稳定增长创造了关键的条件。当然，中国向美国出口物美价廉产品对美国低通胀功不可没，但具体作用有多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许多国家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受益甚多，可贸易摩擦为什么还那么多呢？答案在于有些集团、有些产业的利益受到了影响，比如发达国家的纺织业和一些制造业部门。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制度也为贸易摩擦提供了一个舞台。这些集团的利益受到损失后，他们会不断去游说政府、议会，通过法律来做一些事情。这些大致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趋于强化，贸易摩擦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

出现摩擦是正常的。至于摩擦的规模和范围，在我看来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一旦出现摩擦，双方或多方能不能坐下来一同去寻求解决问题、化解摩擦的途径。这也是国家间关系是否走向成熟的标志。

贸易摩擦不全是负面的，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已有的、习惯的贸易方式、生产方式到底有没有问题。有人说中国的产品生产过程中污染了环境，没有把环保的成本加进去，所以产品价格很低，还说我们是在浪费资源的过程中取得经济增长的。这些说法有它的片面性，但反过来也促使我们去思考，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坦率地说，在这方面我们是付出代价的。我们转变生产方式，寻求可持续发展，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竞争力，但从长期来看，以人为本，考虑到生态环境，考虑到人与环境和谐的增长方式，必然要求我们在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上下功夫，必然要进行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这一切对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必然带来积极的意义。

遵守规则灵活运用规则

记：我国加入WTO后，企业在对外交往中常有这样的困惑：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常常指责我们不遵守规则；但另一方面，当我们完全按照规则办事的时候，它们又会附加一些与规则无关的因素。在如今全球化和开放的环境中，规则的适用将越来越广，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灵活运用规则，既保持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风范，又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意味着我们要接受现行的国际规则，而不是现行国际规则的挑战者，意味着我们要做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大国，意味着我们在与别国交往中寻求的是中国和世界的双赢。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国家说我们不遵守规则。对这个问题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有些国际规则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适应这些规则需要有个过程。我们一直在努力缩短这一过程。另一方面，遵守规则还有个层面问题，即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不应该把企业的行为和政府行为混淆起来。比如说盗版问题，中国政府建立了一整套法律法规，尽最大力量去打击，但仍有一些不法企业“顶风作案”。所以谈遵守规则时不能笼统地说中国，而必须区分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其实，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外国企业也是层出不穷的。

至于说到如何灵活运用规则，我只能说些原则性的东西。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叫做“契约不完备”的理论，其基本含义是说规则订立得再细致，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性。契约不完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可能出于信息不对称，有些可能源于理解偏差，有些可能是故意模糊，还有些干脆是因为没法界定清楚，总之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契约不完备以及在执行契约过程中的弹性或主观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可能空间，这有时就像合理避税。对此我的基本看法是：首先要遵守规则，然后在规则允许的条件下，利用规则来谋求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利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还有潜力

记：“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刺激消费是个老话题，您认为，为了达到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目标，我们在制度上应做怎样的安排？

张：对，这个问题确实是个老问题，提了很多年，但在我国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直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美国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3左右的水平上，而中国大概占一半左右。中国与美国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由此可见，我们利用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潜力很大。自然，这也是我们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于我国储蓄率颇高而消费相对不足，我想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我们中国人有储蓄的传统；二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充满不确定性；三是今天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在三个原因中间，后两个更重要些。储蓄率高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今天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只是处于初创阶段，养老金制度和医疗保险体系还很不完善，教育成本的上涨速度也很快，这些都迫使人们用储蓄来防范未来风险。至于收入差距与储蓄和消费的关系，经济学家凯恩斯有个理论，叫做“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意思是说，挣的钱越多消费增加的就越少，换言之，越是高收入者其消费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越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收入差距过大会是消费不足的一个原因。这样一来，出于制度安排上的考虑，为了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首先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每一位劳动者对未来有一种稳定感和安全感，消除或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当然，要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政府、企业和个人都要投入。其次，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要加大，降低接受教育的成本。最后，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大家都谈得很多，关键是要在税制上做一些不损害效率的安排。

■学人档案

张宇燕

图：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专家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

主要经历

1986年以来，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工作。1988年在芬兰赫尔辛基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所任访问研究员；199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1992年任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1997年至1999年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2000年3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

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及公共选择理论。曾参与和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经济研究》等核心刊物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已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其中《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获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优秀科研成果专著类一等奖。

今年2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解《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

（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