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嘉力

巴金去了，却引发较大的争议，对巴金的质疑之声时有所闻。但我坚定不移地崇敬巴金。我崇敬巴金，不因为他是文学巨匠，而是因为他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魅力的长者。巴金主张的“讲真话”，无论对现实还是对历史，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巴金用心血写成的五卷四十多万字、被称为奉献给这个时代“说真话”的大书的《随想录》，以及继《随想录》之后的《再思录》，是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箴言。

“讲真话”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哥白尼、布鲁诺、达尔文，到张志新，他们的遭遇人们耳熟能详，不必我来细说。有人把巴金和张志新相比，认为巴金差远了，或许有些道理吧。面对张志新这样为真理而献身的思想先驱，当年8亿中国人有几人能与之比肩呢？有诗人写道：“我们有八亿人民，我们有三千万党员，七尺汉子，伟岸得像松林一样，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却是她，冲在前面，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

在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报告》，报告中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并且“永远开除出党”。与会代表中只有一个名叫陈少敏的女同志投了反对票，其余“一致通过”，包括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内全都投了赞成票。所以，我们也不必苛责巴金。

巴金“讲真话”与别人有所不同，他“讲真话”最大的特点是深刻的反省、毫不留情面的自我批判、自我解剖、永远不停息的自责与忏悔。文革结束以后，发表、出版了很多以文革为题材的文章和回忆录，其基调几乎是清一色的控诉别人、谴责别人，而作者自己总是以受害者、坚持到底的胜利者在文章中出现。其实，文革的悲剧和苦难，身经其事的人，有几人纯粹是受害者而从没有伤害过别人、有几人敢于坚持真理从未屈服过？又有几人在事后真诚地、毫不留情面地自我批判、自我谴责过？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自责和忏悔，唯有巴金一人而已。这就是巴金伟大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与张志新相比，巴金的“讲真话”确实是有局限的，确实是不彻底的。巴金的“讲真话”只是事后的真话而已。然而，事后的真话就是人人敢讲、人人愿意讲的吗？能够在事后讲出真话，也并不容易。有哲人说过，人类社会犯错误、走弯路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对错误可以自由地提出批评、自由地进行批判，错误就不再可怕。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对曾经发生过的错误全都可以自由地提出批评、自由地进行批判吗？恐怕不能。

巴金去了，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而有些人确实是假惺惺的。不过，由于巴金的巨大威望，他们表面上不好说什么，但他们对巴金所倡导的“讲真话”真的恨之入骨。凡是不敢面对真话的人，凡是不能摆到桌面的交易，都最怕“讲真话”。巴金生前也许违心地做过一些错事，老人的心里埋藏着许多遗憾和悔恨。但巴金倡导的“讲真话”，将永远鼓舞我们探索真理的步伐。

来源：金羊网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