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巴金走了。“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的巴金走了，但公众对巴金的议论还在继续，议论之焦点在于巴金是20世纪的良知符号。

巴金承载着我们的期待，承载着对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意识、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期待。巴金的风雨人生，可谓坎坷曲折，历尽冰霜，但他始终不忘祖国人民，其忧患的中心是人民的疾苦、祖国的灾难。忧患使他深深痛苦，但忧患也给了他敢于讲真话的勇气，《随想录》就是一部“讲真话的书”。这又是一种新的超越。忧人民之所忧，忧国家民族之所忧，不回避矛盾，不文过饰非，不讲假话、大话、空话而讲真话，这正是中国最需要的知识分子，是鲁迅所称道的新时代的“中国的脊梁”!

对巴金逝世的关注，折射着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中断、失落，乃至精神上的溃败。巴金撰写《随想录》，说出了反思现实的批判性话语：“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但我们在反思和审视中国现代知识者所走过的精神沧桑史，在他们遭遇内外的巨大压力时，却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忙于把自己交出去，忙于自弃自辱，从而呈现出人格的扭曲和精神的溃败。这让笔者想起了摩罗在《鲁迅比我们多出什么》中的一段话：“为什么鲁迅研究空前繁荣、空前深刻?为什么人们毫不犹豫地将鲁迅视为标准、视为至高无上的坚强与高贵?就因为历史的对比太鲜明了。知识分子全体溃灭的丑恶而又痛苦的历史将鲁迅烘托得格外高大，一代惨遭失败与羞辱的知识分子需要借鲁迅的光辉来修复自己的伤残形象，并从鲁迅的光辉中寻找铁肩担道义的崇高感和奋力挣扎的力量感。”对巴金的思考，能否作如是观呢？

谁在看巴金？巴金在看谁？我们是不是巴金周围的看客呢？鲁迅曾经用他犀利的笔触，画出一些知识者充当统治者帮闲、帮忙乃至帮凶的魑魅魍魉。在其后的20世纪的社会进程中，我们还能不断地发现这一类型知识者的流布和变迁。从巴金晚年念念不忘的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之事，从张承志自称要一人孤勇地与来自鲁迅所攻击的“智识阶级”战斗的誓词中，我们可以捕捉到知识者一些精神的现状。上世纪90年代，北大教授钱理群就知识界的现况作了不容乐观的描述，以为当今的一些知识者正忙着从边缘向中心，从两侧向体制靠拢，他们由“专业陈述”转向“摹仿政治家口吻”。更准确地说，他们是以“专业陈述”的姿态，扮演“政治幕僚”的角色。话语转换背后隐藏着是角色的转换，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因此，如果我们如果不追溯源头，并从体制与观念上加以根除与澄清，那么，“故鬼”会重来，历史有可能再循环。那么，我们都成了巴金周围的看客！仅仅是看客！

我们不能不感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精神沧桑史，这是极其凝重、也极其艰难的心路历程。但我们也不能不深深地体会着鲁迅非常沉重的感叹：“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期待我们在关注巴金的同时，能深刻认识18世纪，康德在阐释何为“启蒙”运动时的一句话：启蒙要“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物上运用理性”！不论是巴金的真话，还是忏悔意识，都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物上运用理性”的表现。笔者以为，这是对巴金的最好纪念！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