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抗战爆发，刘兆伦离开了香港。

时局的动荡，让不安的父亲给了他300块钱，嘱他往南洋寻一块安稳的所在，重新落地生根。但那个时候，刘兆伦却拿着这笔“逃命钱”，偷偷找到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他们的协助下，他一路向北到了延安。

“那时的延安，一批一批的爱国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赶过去，想从那里上前线。这当中有和我一样的知识青年，还有工人、海外华侨，甚至和尚、道士。”1938年，拥挤热闹的延安，因为窑洞赶不及建，让刘兆伦“委屈”地在安吴堡暂居了一年。回想起从那一年开始走上的抗日之路，刘兆伦感谢年轻时那股热血沸腾的冲动：“无国何以为家。”

1938年，抗战爆发，继而上海沦陷。时在香港的朱亚民回到了“孤岛”。

从12个人起家，到2000多人的敌后游击队，三年的时间，朱亚民成了纵横浦东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李向阳”。但光荣背后，是掩饰不住的创伤。战时留在腿部的枪伤，让这位99岁高龄的老人，已瘫痪在床五年，吃饭、喝水、甚至翻身转头都需要家人的帮忙，除了思考他几乎不能做任何事。但对于青春时的选择，朱亚民没有丝毫的悔意：“这些伤痛说明了我的一生很有意义，我生在了一个好时代，可以为我们的国家尽我个人最大的力量。”

图：黄丽娜在采访张乐平的儿子。黄伟江／摄

104年前，才华横溢的梁启超在他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中作出了这样豪迈炽热的论断———“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88年前，思想先驱李大钊，在他的《青春》檄文中发出了这样的宣言———“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1943年，借着张爱玲的笔，“那一年的上海，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作为参与晚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报道的记者，在这个夏天，我找到了这些人，听了这些60年前的青春故事。在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的门前有一棵常青树，一位前来参观的青年，写下了这样的纸条，慎重地挂在了树枝上：“我以我手勤出力，我以我心爱中华。”

天气很热，世事沧桑，但青春真好。

本报记者　黄丽娜

出征华东：赵仲炜、黄丽娜、张演钦、黄伟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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