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记者　徐碧姗　实习生　曾宝珠

与在日本的中国人一样，在中国的日本人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生活在广州的日本人不多，他们眼中的中国和广州可能是我们熟悉的，

也可能是陌生的；可能是值得骄傲的，也可能是应该反思的。无论如何，他们是一面镜子，照一照，我们看自己会更清楚。

铃木晓彦

日本朝日新闻社广州支局长　在华居住5年

作为记者的铃木晓彦，除了青海等个别省份，他可以说走遍了中国。

就工作而言，他更喜欢北京，因为那是个出大新闻的地方。如果从生活的角度，他认为除了空气污染比较严重外广州还是不错的，至少吃得很好，广州人很友好、很随和。

他认为，和日本人一样，中国人比较排外，普遍对白种人更友好。

铃木说日本的读者非常喜欢中国民俗和文化方面的东西，比如不久前他所作的一个关于佛山陶瓷公仔的报道，日本读者反映很强烈，纷纷致电报社表示非常有兴趣。今年年初有关广州春节花市的报道还上了头版头条。

当然，广州发生的反日游行铃木也作了报道，在日本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对此，铃木坦言“抵制日货对中日双方都没有好处”，而他的工作也受到了一定影响，许多采访对象都以“时期敏感”为由要求押后采访，不过他的生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和许多日本人一样，他喜欢唱卡拉OK，喜欢去“钱柜”，他的同伴里日本人中国人都有。

铃木的中文几乎可以说非常好，能够很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不仅仅是因为在中国工作了5年，他的中文学习在高中就开始了，主要途径就是听中文广播。

作为1960年代出生的人，铃木的学生时代也是中日关系最友好的时期，“当时，有关中国的东西在日本非常流行”，“那时在日本青年中最流行的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社会主义是一种相当流行的思潮，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那一代日本青年的影响非常大。”铃木说起来有些感慨，他们这代青年的思想历程是眼下的日本青年所不了解的。

铃木坚持一个观点，教育不仅在学校，学习更是个人的事情，他自己高中学习中文也主要是出于个人兴趣，所以“教科书其实是教育的问题”。铃木解释说，“学校可以选择某种教科书，但是老师不一定要按照教科书上教，学生如果对历史感兴趣的话，也会通过阅读形成自己的观点。所以老师很重要，个人努力很重要。而老师的素质低，问题出在日本战后整个教育体系上。现在的日本学生一方面自己学习不太努力，一方面受高考的影响，近代史是高中最后阶段学的，也都不重视，这也不是学校和老师可以控制的”，“所以教科书是非常表面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教育体系”。

对于国际舆论对小泉首相行为的高度关注，铃木认为“其实都高估了小泉的影响力，对历史有兴趣和判断力的人，都不会受到他的影响”。

他还笑言，“小泉是个很笨的人，他的当选是日本国内政治制度的结果，不是因为他好，而是没有人更好。”

而对于中日关系目前的低谷状态，铃木说：“如果首相不是小泉，可能状态就不是这样。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间的关系从外交上很难解决。”

当记者问“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您认为中国政府在处理中日关系上是否有不妥”时，铃木笑着说：“中国政府知道该怎么办，但这第一步应该由日本政府走出。”

“最难受是老师说日本不好”

小池康司

广外留学生　在华居住6年

断断续续在中国居住有6年时间，小池康司现在已经完全能够用中文跟记者交流了，除了语速慢一点之外，听不出他讲话跟中国人有什么区别。

家里经济不能完全支撑他的学费，小池康司在六年间休学两次去打工赚学费。当初选择中国也很纯粹是因为中国的学费便宜。所以小池康司1999年高中毕业就来到中国。最初是在广外英文学院跟着中国的本科生一起读英文。这就是说，他同时学两门外语，因此他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但是毕竟中文和英文对于小池康司来说都是外语，他学得很吃力，尤其是在笔译课和口译课上。于是，去年8月转到了现在的留学生部中文系。

在英文学院的时候，就有一名中国女同学坦白对他说自己不喜欢日本人，这让他心里觉得不舒服。但最令小池康司觉得难受的，是在政治课上，老师说日本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说的全都是坏印象。他认为这个老师明显对日本有偏见，后来也不在乎她说什么了。

在他的印象中，中日两国人虽然外表差不多，但是性格迥异，“中国人太爱面子了”，曾听说一个中国工人被上司严厉叱喝后就自杀了，“这简直不可思议”。在中国这么多年，他去过的城市不少，香港、厦门、大理等。谈起广州这个生活时间最久的地方，他的印象是“交通秩序太差，行人乱闯马路，司机也不会完全照红绿灯驾驶”。他说他最吃惊的是，随地吐痰的人屡见不鲜。因此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城市。比起来，他更喜欢大理，很美，很宁静。

图：一位日本女孩在为和平祈祷。

“难忘在石牌喝酒的一夜”

五十岚美穗子

日本神户女学院大学四年级学生
日本FIWC组织成员（致力于防治麻风病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自2004年2月先后五次来中国

五十岚美穗子第五次来中国是作为日本神户女学院大学的交换生到广外学习中文的。前四次，她都是作为日本FIWC（FriendsInternationalWorkCamp)的志愿者，到中国向人们宣传“不要歧视麻风病人”。从2004年2月起，她先后到了桂林、南宁、上海、广州附近郊县的农村，与她的伙伴们探访那里的麻风病人。她说，中国是对麻风病歧视最严重的地方，在她走过的乡村，麻风病人都被当地人孤立起来，他们不得已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麻风村”。五十岚和她的志愿者伙伴们就与这些麻风病人们同吃同住，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周围的人们不要歧视他们。五十岚将要在广州学习一年，学好中文，她现在已经和FIWC在广州的工作室联系上了，下一个工作地点就是清远。

FIWC的志愿者足迹遍及亚洲，五十岚选择了中国，她说原因很简单，就是喜欢中国，虽然她此前对中国并不是很了解。她说，她的很多日本志愿者伙伴来了中国一次以后，都还会想再来，在她所接触的日本志愿者中，她还没发现不喜欢中国的。但是，在志愿者工作当中积累的点点滴滴的感动才是让她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的更深厚的动力，这些感动既来自朴素的中国农民，也来自她的工作伙伴，中国的志愿者们。

志愿者活动都是与当地的大学生一起联合开展的，“大家在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工作，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很温暖，我很喜欢他们。而那些农民，他们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两块钱，但还是主动地为我们提供饭食。”到现在，五十岚还和中国朋友用EMAIL保持着联系。

最让她开心和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回，她和另外一个日本人，还有七个来自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商学院等院校中国志愿者朋友在石牌喝了一夜的啤酒。

但是，在工作中，她也曾感到寂寞，因为偶尔，一些中国伙伴会有意识地和日本志愿者保持距离。

在工作之余，欣赏所到城市的风景也是让五十岚非常高兴的事情，桂林就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非常漂亮！”来广州虽然只有一个月，北京路等出名的地方都已经去了，给她印象就是人多，非常多。“吃在广州”，可只是包子、豆浆就让五十岚赞不绝口。

说起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区别，她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不能用国籍来划分。”但她也说发现了一些不一样，日本人售货员会跟顾客说“谢谢”，中国售货员不会；在路上不小心撞人了，她和别人说“对不起”，这在日本很正常，在中国别人却会很奇怪地看着她。

“年轻一代日本人其实很无辜”

原山植树

广外留学生　在华居住1年

原山植树染一头褐色头发，没有日本人特色的单眼皮。后来才知道他是冲绳人，冲绳人有着别地方日本人所没有的大眼袋。

采访是在7月份，当时他说打算8月份回国一趟，因为那时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如果小泉参拜，他担心作为日本人留在中国可能会有安全问题。但是家人说在他没学会中文前就不许他回家，所以他很矛盾。前两天记者得知，原山最终还是回国“避难”去了。

原山说在来中国之前就有人告诉他中国人很暴力，被告诫“小心到了中国以后回不来”。他也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些中国人在日犯罪的报道。但他最终还是在高中毕业后来到广州，因为日本现在的就业形势不好，他希望学好中文回去可以找份好工作。

也正是因为之前有关中国人的听闻，他一直不敢跟中国人交往，在中国的一年间也很少跟中国人交流，以致现在还不能用中文跟人做简单的交流。他爷爷也很担心他的安全，爷爷已经专程来看过他三次了。

原山今年18岁，在日本他还是未成年人。当提及中日历史事件的时候，原山会睁大眼睛向翻译朋友求助。他连南京大屠杀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对于中日争议不休钓鱼岛的问题更是听都没听过。他告诉记者，现在一般的日本年轻人都不关注这些东西，年轻人只会关心哪里的女孩子比较漂亮。他说，中日历史上的问题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这一代的日本人其实很无辜。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