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涛

“安琦门事件”日前又有了新进展。事件的女主角阿兰与律师签下了授权委托书，委托律师对安琦提起相关民事索赔。（8月17日《新京报》）

说起安琦门事件，和前两年沸沸扬扬的美国NBA明星科比强奸案，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不说别的，单就结果看，科比强奸案件最后也是转入民事赔偿诉讼案件，科比破财免灾，赔了一大笔钱了事。

但安琦与科比相比，实在要幸运的多。在科比案中，当地警方接到女当事人事后报案后，经过长达三天的调查取证，在检察官授权下，以重度性侵犯罪为由，对科比实施了逮捕。随后，科比就卷入了异常繁琐的“司法程序”当中，不断地出庭或出席各种听证会，接受各种各样的质询。还要接受DNA等司法鉴定。虽然科比案最后不了了之，但是科比差不多因此蜕了一层皮，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反观“安琦门事件”。虽然安琦在宾馆被警方“抓了现行”，但是他只在公安机关待了一天就放回家了。南京警方如此“神速”处理这件事，让人感觉非常不可思议，这太过草率了吧———随着事件的发展，当事女主角爆出越来越多的猛料，这种感觉也越发地强烈。从当事女主角的事后供述来看，安琦门事件的性质绝不像人们当初认为的那么简单，根本无法排除犯罪的嫌疑，即使构不成强奸，也涉嫌猥亵妇女。总之，安琦不能就这样拍拍屁股从南京走人。

可是安琦就这么走了。安琦走了，他重返绿茵赛地，对中国足球能起多大作用，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这么走了，对中国的法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透过这个事件，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息事宁人”式执法。中国许多执法机关在执法时，并不严格按法律办事，认为能把事“摆平”就行了，只要双方当事人能接受，合不合法关系不是太大。这样做，虽然可以快速化解矛盾，提高办事效率，甚至可以节约司法成本———但由于法律被虚置，这将对法治将造成很深的伤害。

与科比案相比，安琦的行为似乎更容易定性，因为警方有现场资料，所以安琦很可能面临和科比一样严重的指控———从科比案看到，司法部门这样做，无论在物质、时间、效率上，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个“成本昂贵”的案件，构成了一个发达国家良好的法治基础。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