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伟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歌坛”之变异
在旧时代，将子女送去学戏学曲，抛头露面地出来卖唱，绝大多数家庭是实属无奈。这不仅被认作为“下九流”，广东人普遍还贬之为“擘口仔”。这种“擘口仔”的生涯，不但被达官贵人看不起，就连普通人家也不屑为之。所以，最早从事歌坛演出的，就成了失明女伶的一条生计之路。她们身患残疾，又无手艺谋生，万般无奈之下只有踏上那卖唱为生的悲哀的台板。
失明的“师娘”们是广州歌坛最早的表演者，这种情况持续了若干年，到了1917年，广州才首次出现了两个开眼歌伶：林燕玉与卓可卿。
林燕玉是一位从良的“琵琶仔”，旧社会指“琵琶仔”是那种只卖艺不卖身的青楼女子。这种女子本来是在妓寨中靠唱曲卖艺为生，当然除了要有姿色之外，还要会弹会唱，方可生存。林燕玉在当年经常到“初一楼”（后来的顺记冰室）饮茶听曲，某日，她突然要求自愿无偿地登台为茶客们加唱一首粤曲，尽管其演唱水平极一般，但她的外形条件比起“师娘”们则胜出许多，她可以在演唱过程中通过眉目传情，把曲中意蕴传递，这一来，便使得茶客们大开眼界，立即很受欢迎。此次“创举”的消息一传开，立即招来更多的顾客，“初一楼”的老板吸收了她，她便成为广州歌坛第一位开眼的伶人。
图：小明星。
图：当年酒楼茶室的歌坛一瞥。
继而，像林燕玉一样身世的卓可卿也要求登台献艺，但当时受到政府当局的阻拦。因为，失明女伶上茶楼卖唱原属救济性质，当局认为如果开眼伶人介入未免伤风败俗。但后来经过茶楼老板花钱疏通并为这类人以从良理由作解释，于是卓可卿便又登上了歌坛。她俩最初在广州最早的一间歌坛———宝华路的“初一楼”演唱，当时的掌板为陈海，头架为孔金满，竹提琴为黑鬼万。这样一来，似乎给那些凉茶铺、茶室、茶居等有歌坛演唱的地方增添了一种新的气息，既而，一大批类似林、卓出身的女子也相继跻身歌坛。这批人的艺名有：工脚秋、银凤、银飞、才仔、大银仔、大眼葵、新燕、新莺、竹影、影莲等等，随后还逐渐有一批“校书”们也纷纷转入广州的歌坛卖艺。（“校书”是俗称，实为妓女）。
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家庭极其普遍，自从有了开眼歌伶之后，一些贫困而又女儿较多的家庭也看到了这是一条揾食的出路，于是亦请人上门教曲，让其女儿踏足歌坛，以谋生计。
在这样的情势下，广州也便出现了两位教学唱工的乐师。一位是莫志（当年住广州西关梯云路厚载新街九号），另一位是罗松。他们两位皆为乐手出身，既懂音乐，又懂唱功，是20世纪20年代初广州最早出来教人唱曲的师父了。
于是，有学的，有教的，而当时的女伶队伍当然是各式人等皆有了，有失明女伶、有开眼女伶、有妓女出身的、也有贫苦家庭出身的，有从小便被人买去学成之后出来帮忙揾钱的，真是不一而足。随着开眼伶人在歌坛的比例逐渐增加，队伍日益壮大，听众便把这类歌伶称之为“女伶”。从此，失明女伶与开眼女伶合作演出的局面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直到1927年初夏，最后一位退出歌坛的失明女伶名为“桂妹”，她是一位善唱三喉的师娘，当日在十八甫北“嘉禾”茶室以她的首本名曲《鸡鸣狗盗》一曲唱罢，基本结束了“师娘”在歌坛献艺的历史。至此，开眼女伶在歌坛上代替了“师娘”的地位。“女伶”这个名称也就是从那个时期渐渐被肯定下来了的。
既然女伶的队伍增大了，那么伴奏乐队的乐工们也就逐渐地从开始的业余玩家发展为专职人员。后来，伴奏的乐队也就自然形成了时为“一几两椅”演出拍和所组成的“五架头”。
上世纪30年代，活跃在广州歌坛的有以下一批女伶：
工脚秋新莺新燕燕燕大影莲占飞梅影小丁香大银大眼葵金苏苏影飘红雪仁斌耀瑞青瑞华新遂意剑虹剑玲小莲玉小玲玉白牡丹小明星文雅丽霓裳女爱莲女雁飞李少芳西湖女云飞金山女惜怜润桃雪闲小香香西湖妹小兰香皮休苏虾仔小剑飞小燕飞瑞儿白玉兰白素兰卢月嫦小金钟月英月莲郭湘文郭少文花影新芬白玉梅
这批是当时在广州登上“一几两椅”的歌伶；当时莫志教授的另一批歌伶是专门走四乡卖艺的；而在赌场、茶馆的还另有一大批从业者；三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女伶的行业。
当时广州的歌坛分布基本如下：珠玑路：多如十八甫路：玉坡（河傍街）、嘉禾、富隆清平路蓑衣街：正南长堤：大三元、一景、怡香东堤：襟江、澄江、茶校小东门：东如惠爱路：云来阁、利南、惠如光复南路太平桥：太如西门口：祥珍永汉路：南如、涎香、仙湖、宜珠一德路：一苑茶室、源源大基头：建南（二、三楼皆是）、成珠、三如靖远路：新九如宝华路：初一楼（顺记冰室）太平南：大元小市街：茗珍带河路：顺昌西堤二马路：庆南桨栏路：添男文明路：咏觞
由于涌现了这么多的女伶及如此多的茶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州歌坛也出现了一种争艳斗技的局面。到了1927年，“咏觞”茶室的老板（为番禺大石何姓人氏），突发奇想，以重金从香港聘请了张琼仙、熊飞影加盟到茶室，吸引了不少观众。于是便有“南如”、“惠如”亦纷纷效尤。“南如”聘黄静霞（黄佩英）加盟，“惠如”有见及此，从港聘来徐柳仙，这一来，香港的一批歌伶亦逐步回到广州的茶楼演唱。这种交流与竞争的局面也成就了上世纪30年代广州歌坛的鼎盛时期。
有竞争，就有优胜劣汰，就有发展。也有了专门为女伶度身订曲的一批文人，也就有了一批名曲，又形成了各自的流派。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小明星、徐柳仙、熊飞影、张蕙芳这“四大平喉”唱家了。
人说弱国无外交，其实国弱了也无文艺。上世纪三十年代广州歌坛的浮华现象真是好景不长。“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广州歌坛的这种浮华也就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所到而烟消云散了。
“七·七”事变后，广州拉响了防空的警报，开始时，正在演出的歌坛只要警报一响就立即停演，这样一来营业大受影响，当时余下的30多间歌坛逐渐就干脆只唱日场不唱夜场。但很快日场也唱不成了。1938年最后一间撤出的是有20多年歌坛历史的太平南路“大元茶楼”。
至此，曾经盛极一时的广州歌坛的众多乐工、女伶们，有的到了香港，有的到了珠江三角洲一带，有的就北上到了广东的韶关，有的到了广西，各散东西，各自揾食的揾食、转行的转行去了。盛极一时的广州歌坛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步入了曲终人散的凄凉境地。（据苏文炳口述整理）
注：苏文炳1915年生，是一位资深的粤乐（广东音乐）、粤曲、粤剧“三栖”的著名演奏家。他9岁从师，12岁出道，在歌坛生活横跨两个世纪，纵观艺术人生风云变幻，亲历歌坛发展冷暖浮沉。日前，作者谢伟国就曲坛往事进行了多角度的采写，出版了迄今第一本记叙广东曲艺发展历程的报告文学式的文学作品《红尘往事》。（责编：胡区区）
（金陵／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