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任明

　　今年2月，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等机构和《华盛顿邮报》分别发表了报告，反映沃尔玛的两家中国供货商违反劳工标准，指责沃尔玛将自己的“天天低价”建立在“血汗工厂”对劳工的压榨上。不少读者立即响应，表示以后将抵制沃尔玛超市的货品。沃尔玛在美国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迄今拒绝为其130万雇员建立工会的要求，并为此遭到美国劳工机构的近30次投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沃尔玛的声誉。今年4月，沃尔玛准备在美国洛杉矶郊区卫星城英格伍德建造大型货物城，英格伍德的食品和商业工人联合会在全球发起宣传活动，呼吁公众抵制沃尔玛。最后，当地居民以表决方式否决沃尔玛的计划。

　　沃尔玛在其劳工问题上所遭遇到的抵制，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警示：我们应该正确认识非政府组织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强大作用。然而，对于缺少非政府组织传统的中国来说，很多企业还没有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还未将其列入企业公共关系的对象。其实，非政府组织，特别是那些关注于环境、劳工、妇女儿童权益等问题的公益团体，在企业的内外公共关系活动中具有不容忽视的特殊意义。

　　首先，非政府组织中的公益性团体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们能够接近社会基层中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参与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活动。它们所秉持的拒绝暴力、学习法律、理性维权的服务宗旨，是企业劳资矛盾的减压阀和缓冲器。

　　众所周知，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数目庞大的外来农民工流动群体往往被置于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他们的权益常常受到漠视，由此，他们难免会形成对社会的不满与敌视态度。这种不满情绪积聚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以爆发的形式导致社会冲突，于是，“跳楼讨薪”、“痛殴老板泄愤”等种种事件层出不穷。如果有维权组织帮助他们维权，许多矛盾都可协商解决，就可大大减少这类暴力冲突事件。如成立于1998年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就以“研究外来工权益状况，提高外来工法律意识，推动与促进外来工权益保障事业的发展”为宗旨，专注于对工伤者的调查和服务，几年来探访了2000多名工伤者，为600多宗工伤案件提供了法律咨询和服务，并通过出版打工读物、开设权益热线电话、举办职业安全与健康、法律以及文学教育讲座等多种方式服务于打工者。企业不要以为这些组织的活动是给企业找麻烦，要知道，打工族一旦对企业形成不信任的心理，就会处处设防，自然不会全心奉献，由此加大企业管理的成本和难度。而这种劳资矛盾一旦激化，企业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企业要支持这类组织为外来员工维权的活动，对它们所反映的问题给予积极回应，还应鼓励自己的员工参与这类活动。

　　其次，非政府组织能够运用其所具有的公信力和威慑力，使局部环境下的舆论转化成为整体的社会舆论，从而对企业的行为构成强大的社会压力。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益性团体，着眼于社会的公共物品，如环境、道德以及各类特殊群体的权益等，这就使得他们往往能一呼百应地引起质疑企业经营行为的活动，从而对企业构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舆论压力。SA8000认证的实行即是一个明证。

　　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牛仔裤品牌商Levi-Strause被指责为“血汗工厂”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掀起了“反血汗工厂”运动，这场由大学生发起的运动很快就扩展到劳工组织、人权组织、女权组织和消费者团体。这些非政府组织要求跨国公司清洁其供应链，所提供的产品不得包含“血汗”成分。正是这一背景催生了社会责任运动，催生了SA8000标准，它要求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必须主动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近年来，在欧美国内舆论和非政府组织的压力下，跨国公司纷纷以SA8000标准为蓝本制定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并要求发展中国家的供货商严格遵守，否则便撤销订单。而同时，菲律宾、柬埔寨、越南等国家政府已明确把企业社会责任当成一项国策来落实。这些国家的供应商在硬件上无法与中国企业竞争，便采取这样的策略，以赢得西方国家舆论的好感。如果我们的企业和地方政府不在这方面有所改善的话，以后失去的，将不只是企业的订单，而是整个地区的投资市场。

另一方面，策划SA8000认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也反对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一出现问题，市场就采取过激的行动或盲目地抵制其产品，因为这样一来，供应商失去订单，工人便很可能失业，这可不是社会责任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现在，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所要做的是，企业需正面回应非政府组织的正当要求，而非政府组织则要帮助企业去平衡其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由此而共同构建一个市场经济各方都能得到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

(晓健/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