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川抗震救灾的志愿者有数万名，惠夫是其中最特别的人之一。

　　红帽子、大胡子、高个子、长头发……这位模样酷酷的中年汉子，活跃在都江堰人民医院的帐篷医院里，奔忙在灾区的城市、乡村和救灾部队中，跑前跑后，上山下乡，送医送药。他的样子像艺术家，或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老驴”。也有人误以为他是个战地记者。可他的真实身份却是“香港惠氏”董事局主席，一个香港大老板。

　　他此次的身份是广州援助地震灾区志愿者医疗队的副队长，一名“骨灰级”的志愿者。

　　实实在在地帮助灾区人民

　　羊城晚报：你是一位腰缠万贯的企业家、香港大老板，这次不顾艰苦和危险到四川当一名志愿者，是不是为了体验生活？ 

　　惠夫：（笑）谁会冒着生命危险去体验生活呢？而且一体验就是十天。这十天可以说分分钟都在危险之中，余震不断，还有感染疫病的可能。我这次是以广州援助地震灾区志愿者医疗队队员的身份来的，目的就是协助地震灾区做一些医疗救护、防疫杀毒和送医送药之类的事情，实实在在地帮助灾区人民。

　　羊城晚报：为什么想到组建医疗队，而不用别的？捐钱捐物也可以救灾啊，不一定要亲身上救灾前线啊。

　　惠夫：我觉得医疗队可以解决一些因当地政府忙于救灾而顾及不到的事情。可能有些是当地政府也能想到的，但是因为物力、人力、医疗条件的限制，一下子工作可能展不开，因而特别缺乏医疗力量。另外，四川发生这样的灾难，在组织志愿者服务方面可能没什么经验。而作为广州来说，毕竟有这么多年成熟的经验，再加上广州还经历过2008年雪灾，在灾难应急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我们组织志愿者医疗队到前线来，应当可以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志愿者最好还是有个组织 

　　羊城晚报：我在灾区采访过很多志愿者，他们满腔热情，但常常找不到事做，感觉很困惑。你们医疗队有没有碰到类似的困惑？

　　惠夫：我想那些找不到事做的志愿者，多数是零散的个人志愿者。志愿者最好还是有个组织。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很多志愿者的爱心值得尊重，但一定程度上很紊乱，反而给灾区添乱，增加灾区负担。比如说，许多志愿者来之前准备不充分，来灾区只带了一天的干粮和水，最后吃谁喝谁呢？还不是救灾物资。这次四川招募志愿者，包括很多老伯、老太太都报名了，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做志愿者是做什么的，一时的冲动就过来了。他们的爱心很可贵，但如果这种爱心驱动下的冲动能以组织的形式出现，可能发挥的作用会大一些。

　　另外，志愿服务还要讲究量力而行。如果你是个医生，在做这方面服务的时候，你就可以帮上忙；如果你是个抢险救灾的专家，你就可以实实在在地帮上忙。如果你不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比如说医疗、心理、救助等等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我觉得这种志愿服务也就没必要大老远地跑来。

　　羊城晚报：今天你们广州志愿者医疗队收兵回广州了，总结在灾区这十天的志愿服务，你觉得达到预期的效果了吗？

　　惠夫：应该说我们这支医疗队发挥的作用还是蛮大的。刚到灾区的时候，看到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支医疗队，也曾经很担心我们到底能不能帮上忙，但是当我们和当地医院对接上之后，我们就主动寻找突破口。我们队伍每个人都有专长，第一个设立了发热门诊和腹泻门诊，第一个设立了消毒中心，还深入到灾区的乡镇和部队去送医送药。

　　不能等到大灾大难才献爱心

　　羊城晚报：在这十天里，有没有什么特别令你感动而流泪的人和事？

　　惠夫：感动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来到灾区之后，我经常流泪，尤其是看到那些死去的孩子，我就特别难受。有时候我在想，一个人一辈子挣钱，就是为了好好活，可这些人连花钱的机会都没有了。忽然间，我觉得挣钱都没有意义了。这次我给几个孩子送钱，有人说我太冲动了。其实我不是冲动，我是控制不了自己。因为看到这几个孩子和我的儿子一样大，马上就要读高中了，可是他们的命运却被这场地震改变了，本来他们可以成为大学生，成为栋梁之才的，但很可能今后就只能被迫放弃学业出外打工了。自己想帮助他们，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像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马上就要死在你面前，你却救不了。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

　　除了感动和震撼，我甚至有过这种想法：不想开公司了，专门干志愿服务去！我虽然生意做得不错，可身体不是很好，虽然做了手术，但不知道能活到哪一天。这次志愿服务是我精神上的一种寄托，我发现帮助别人是件很快乐的事情。

　　羊城晚报：很多人都说，这次来灾区当志愿者，最大的收获是精神上升华了，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惠夫：我不这样看。我觉得作为志愿者，这是很自然地、力所能及地去做了一件事。从志愿服务来讲，这应当成为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升华；爱心应当是一种很持久的东西，要坚持下去。不能等到有大灾大难时，才把这种爱心激发出来。此次抗震救灾，全国的志愿者纷纷涌到灾区，这给灾区带来了一种精神———大爱精神，这可能会影响灾区人几十年甚至一辈子。

　　本报特派记者 傅汉荣

　　实习生 高静宁